1964-1965年，施坚雅发表了3篇有关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专论，对中国市场体系初步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模式。（注：G.William Skinner,"M 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Part 1,2,3,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4,No.1-3(1964-1965).）前2篇专论，对晚清及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市场变迁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初步奠定了施坚雅模式。这一时段，恰好与中国学者眼中的“近代”相吻合。第3篇论文，专论新中国成立后的商品流通方式和市场共同体等问题，属于施坚雅模式的论证部分。施氏不讳言他的研究是对历史模式的一种提炼，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市场结构必然会形成地方性的社会组织，并为使大量农民社区结合成单一的社会体系，即完整的社会，提供一种重要模式”。又说，“在近代中国历史中可以划分开的每一个阶段中，农民交易活动都应该受到密切的关注”。他强调，“对中国农村1949年以来的充分阐释必须依靠对前现代农民交易活动的优先分析”。可见，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是施坚雅构架其理论模式的学术平台。（注：参见〔美〕施坚雅著，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这一模式在1977年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得以完善。（注：G.William Skinner(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 niversity Press,1977).中译本为《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中华书局2000年版。）施坚雅模式是一种结构—功能分析模式，从“施坚雅模式”的核心概念是中心地区(Core)和边缘地区(Periphery)即可知晓。在中国学者眼中，施坚雅模式包括集市体系理论和区域体系理论，前者主要研究中国乡村社会，以《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为代表；后者主要研究中国城市化，以《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为代表。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理论是集市体系理论的拓展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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