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为标志，施坚雅运用中心地理论对中国城市史以及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其贡献在于，突破了地方史研究囿于行政区域的局限，创立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区域体系理论。要言之，每一宏观区域都包含中心和边缘两部分，中心地区在资源、交通、市场等方面都比边缘地区拥有优势。就城市之间的平均距离而言，中心地区小于边缘地区，由中心向边缘呈现逐渐增大趋势。就市场规模以及商业服务水平而言，中心地区则大于和高于边缘地区，由中心向边缘呈现依次减弱趋势。每一个规模最大、辐射力最强的区域经济中心都为若干低一级的经济中心所环绕，依次类推，直至最低一级。城镇的分布因之呈现为一种层级结构，城镇的数量与其市场容量和发展规模成反比。从地理空间上看，整个区域的市场范围由中心向边缘可划分为众多彼此互相衔接的等距离展开的蜂窝状六边形。综合考察商业贸易、人口密度、劳动分工、城市腹地等因素，并结合流域分布图，施坚雅认为中华帝国晚期存在9个具有经济史意义的区域，即岭南、东南沿海、长江下游、长江中游（施氏曾从长江中游分出长江—赣江区域作为另一区域）、长江上游、西北、西南、华北、东北。中国的市场体系包括8个等级的区域经济中心模式，从上至下依次为：中央首府、地域首府、地域城市、大城市、地方城市、中心市镇、中间市镇、标准市镇。施坚雅强调，把中国疆域概念化为行政区划的特点，阻碍了我们对另一种空间层次——由经济中心地及其从属地区构成的社会经济层级——的认识。中国9大区域是有序的整体，均有独特的结构功能和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周期，这种周期应该取代王朝周期，这些成为学者们考察中国城市化水平、研究中国历史的基石。（注：施氏强调以区域经济发展周期取代王朝周期的观点过于绝对。正如历史本身从来不是单线行进一样，历史周期也存在多元性，王朝兴衰周期不失为一种考察中国历史真相的方法。另有学者指出，施坚雅模式撇开政区，使经济区与行政区脱节，容易造成历史认识的偏差。参见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 

　　中国学者高度重视施坚雅的城市史研究，对区域体系理论给予积极评价。王笛指出，施坚雅“将中心地理论运用于长江上游城市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注：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第226页。）。龙登高认为，施坚雅从区域系统分析出发，“建构了传统中国的经济等级结构与城市贸易体系，形成别具一格的理论框架，在国内外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界影响至深”（注：龙登高：《施坚雅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评》，《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行龙认为，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尤其是施氏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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