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分析了近代江南市镇的权力结构。包伟民在研究近代江南市镇社会结构的嬗变时，综述了施坚雅等人的相关观点，并对江南市镇的社会组织做了全面论述。赵世瑜指出，施坚雅注意到市场网络（体系）与权力网络（体系）是一致的，但施氏的兴趣在于以市场的维度进行社会研究，“他并不注意市镇权力资源和权力关系的历时性变化，因此也就必然把市镇上的士绅或商人视为官府和乡民双方的代理人，从而无法说明市镇与乡村及与城市的权力运作差异”。自从“施坚雅模式”出现以来，传统市镇多被研究者视为市场网络中的一级经济中心地，人们习惯于从商业角度总结其特征。市镇“似乎被排除在帝国*管辖体系之外。从发生学和一般特性的意义上判断，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我们很难想像它能脱离帝国的权力支配体系、完全成为帝国*支配之外的一块块‘飞地’。无论如何，它都需要孕育和形成一个自我管理（或者说自治）的权力机制，来协调市镇内部的各种利益关系，应付可能出现的形势变化和外界压力。”赵世瑜以近代浙江湖州双林镇为研究个案，通过光绪庚子年即1900年发生在双林镇上的风波，并回溯该镇自明代以来各种权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剖析了地方宗族、士绅、民间祭祀组织、外来人口以及官府在处理矛盾冲突过程中的不同表现，尤其是后起士绅把持的慈善组织——崇善堂的核心作用，凸显了区域社会的权力变迁轨迹。（注：参见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07-222页。赵世瑜、孙冰：《市镇权力关系与江南社会变迁——以近世浙江湖州双林镇为例》，《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
在城市史领域，施坚雅模式也发挥了重要影响。《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系施坚雅主编的一部跨学科研究中国城市史的著作，1977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自7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由综合性研究转向地方性研究过程中的一本最重要的著作”。其内容多为某一城市的个案研究，反映了地方史研究的新潮流。需要指出的是，本书最重要部分是施坚雅本人的5篇论文，分别是《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中国社会的城乡》、《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清代中国的城市社会结构》。“这些论文与他的其他一些论著作为一个整体，可以称之为中国史研究在美国的真正突破。”（注：陈君静：《近三十年来美国的中国地方史研究》，《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1期。）该书的校译者陈桥驿认为，施坚雅开创了城市史研究的新方向。另有评论人称，该书的创新之处在于方法论，即施坚雅用计量研究法、城市比较研究法、中心地理论凸显城市史研究的社会性和经济性，突破了传统的中国城市史的定性描述手法。（注：陈桥驿：《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杭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此文即中华书局版《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之“后记”。另参见王芳《〈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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