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讲，对乡村社会的研究必须对农民行为方式、特点以及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等问题做出诠释。施坚雅关于农民行为特点的理论假设，就是农民的行为符合理性选择原则，农民也是具有经济理性的人。了解中国农民，不仅要着眼于村落生活，而且应该看到农民生活在一个“基层市场共同体”之中。既然农民介入到市场体系中，他们的行为必然受到市场规律的影响，必须为获利而思考和选择。在这一点上，施坚雅所揭示的是农民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所构成的超越于农民个体行为的大系统，“他确实比其他一些人类学家看得更为宏观一些，这可能得益于他把地理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方法进行了结合”（注：陆益龙：《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农民及乡村社会》，《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施坚雅关于中国农村市场和社会结构的研究，“其突出的成就是将社会层次和非正式农村组织等复杂情况与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勾划出的活动范围联系起来，并对农村的集市规模进行了分级”（注：陈君静：《近三十年来美国的中国地方史研究》，《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1期。这实际上是孔飞力的看法，参见（美）孔飞力著、谢亮生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3页。）。在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的研究方面，“最经典的范式是日本学者提出的村落共同体假设与美国学者施坚雅提出的基层市场共同体假设”。前者将村落视为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单元，后者认为“单纯的村落无论从结构上还是功能上都是不完全的，构成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单元的应该是以基层集镇为中心，包括大约18个村庄在内的，具有正六边形结构的基层市场共同体”。（注：刘玉照：《村落共同体、基层市场共同体与基层生产共同体——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5期。） 

　　有研究者指出，赣南农村市场的发展史，凸显了宗族组织与市场活动的互动过程。这一现象论证了经济人类学的观点：传统初级市场不是由经济控制的，而是由亲属关系来控制的。因此，施坚雅尝试用西方理性经济人和规范经济地理学的模式来解释中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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