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常常使他们的后代为之惊惧。”
我们正是怀着这一愿望来评判太平天国运动的。
太平天国运动是由社会底层的卑贱者发起的一次对现存腐朽的封建社会的正义挑战。他们不仅要破坏不公正的旧世界,而且力图建设一个“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洪秀全等试图摆脱改朝换代的陈旧模式,对现实社会实施剧烈的变革。为此,他们设计了《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施政纲领。前者主张废除两千年以来的土地和财产的私有制,平均分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建立“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太平世界;后者主张学习西方列强的“邦法”,移植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建设近代化的强国,“与番人并雄”。
与以前的农民起义相比,太平天国无疑居于最高峰;与同时代的清朝洋务派相比,太平天国的第一个近代化纲领,使曾国藩之流望尘莫及。曾氏幕僚赵烈文承认《资政新篇》“颇有见识”,能变通运用西法,“亦未可抹杀”,感慨“贼中不为无人”。第一位留美的中国人容闳与洪仁玕多有交往,认为他“很了解英国及欧洲列强所以强盛的奥秘”,从而视为通晓西学的知音。洪秀全虽然不了解西学,但“对于引进欧洲的进步事物,诸如铁路、蒸汽机等类的东西极为赞成。”而且批准刻颁《资政新篇》。这与盲目排外的咸丰帝构成鲜明反差。
就意识形态层面而言,太平天国领袖也比清朝统治者开放。拜上帝教就是引进基督教加以改造的产物,《圣经》被官方列为宗教经典,是经国理政的重要理论基础,取代儒学的四书五经。洪秀全等热情欢迎外国传教士访问交流,允许他们布道宣传福音,甚至与他们研讨教义,汲取不少基督教文化。这与清廷对基督教的严峻政策正相反对。实质上,基督教与拜上帝教在文化主层次上并不存在共同的价值认同,为此西方传教士竭力说服洪秀全改变拜上帝教义,使太平天国基督教化,但遭到抵制。洪秀全多次与传教士论辩,甚至批注《圣经》,捍卫拜上帝教的教义,因此,曾国藩针对太平天国反孔非儒,引进基督教而揭举卫道大旗,以重建封建理学、排斥西方文化为己任;西方传教士则因拜上帝教的“异端倾向”而恼怒不已,不少人转而反对和攻击太平天国,说洪秀全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其实,他们企图使太平天国基督教化恰恰是以破坏中国传统文化为基本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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