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在“师夷长技”上也走在前列。将帅们早就发现洋枪洋炮威力，多方求购西方武器，延揽洋人采购*，培训将士，参与军事。洪仁玕主张打下上海后，购买轮船，组建近代水师，以夺取长江水面优势。李秀成与中外联军对峙，“最关心的是外国武器”。1863年8月，他缴获了轮船“高桥号”，立即下令抽调将士教练“西兵之法”。苏州驻军1／4将士“佩带步枪与来福枪”，还设置专事修理西方武器的“洋枪官”。陈玉成、李世贤、杨辅清、韦俊等将帅都组建直属的洋枪队，配置大批洋枪洋炮。因此，我们在考察洋务运动源头时，不能抹煞与忽视太平天国的社会实践。可以预测，太平天国如果取得胜利，必然面临“防鬼反为先”的反侵略任务，一定会倾力投入近代化国防和生产建设，在变革深度和广度上可能比洋务运动更胜一筹，《资政新篇》的构想当可部分付诸实施。近代化变革已经成为当时中国新的时代潮流，一切有识之士都必然顺应潮流，推动变革。我们不能不承认，太平天国领袖的近代化思潮发端远比号称“中兴名臣”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早，他们的设计和实践一直为后来的变革者为之倾倒。

　　这些鲜明的史实是“破坏说”无法辩解的。可以预期，如果不是中外联军的进犯，长江三角洲的繁荣稳定将会保持与发展。可是，当这片富饶的基地陷落后，立即被联军的炮火和劫掠化为废墟。凡是严谨求实的学者都不会轻信清朝官方和外国侵略者的谣言，把江南经济破坏的罪责归结于正义的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不仅面对近代化的主题，还触及近代爱国主义和反侵略的主题。

　　外国列强利用内战，趁火打劫，向清朝和太平天国双方实行外交讹诈或军事威胁，以攫取更多侵略权益。1862年以前，列强致力调整和清廷关系，不惜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逼使清廷就范，签署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1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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