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研究不久，即选择代表三个不同层次的李鸿章、盛宣怀、郑观应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李鸿章始终以大官僚的身份办洋务，盛宣怀则是通过办洋务爬上大官僚的高位，此二人虽在改革开放、发展实业等方面起了颇大作用，但由于他们的身份，各有其致命的局限性；郑观应是单纯的实业家，与中外民间人士交往甚广，观察和认识社会问题最为广泛深入，所提改革社会的方案也最为全面并触及要害。所以在我所写《李鸿章传》15万字手稿于“文革”中被抄走遗失之后，乃于粉碎“四人帮”后全力以赴地写成出版了《郑观应传》和发表一批论文。
之所以先写《郑观应传》，除因占有资料较为丰富全面之外，还由于我早就知道毛泽东在青年时读了《盛世危言》受到启迪而激起他“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从而竟逐渐成了一代伟人的缘故。
二、郑观应的思想体系
郑观应改造中国社会的主张涉及各个方面，并构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我于15年前将其核心概括为“富强救国”四个字。为什么要突出“救国”？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下的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因此，任何一个思想家*家，都把救亡御侮置于首位，这就是林则徐所说的“民心可用”的道理；怎样就能达到救亡御侮的目的，除少数顽固守旧分子之外，日益增多的先进人士都主张对外开放，学习西方，其间首先是西方的技艺，这就是林则徐、魏源等所首创的“师夷长技”举办近代工业以求强；但这还不够，还必须在*上作与新型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民主改革，这就是林则徐在《四洲志》中写下的，对美国实行“三占从二”民主制度“遽成富强之国”的憧憬所萌发的精神。救亡御侮、“师夷长技”和实行民主制度这三者相互联系起来，成为中国近代“登于富强之域”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一切有志之士为之而探索和奋斗着。郑观应是其中的佼佼者。
上述救亡御侮、“师夷长技”和实行民主“这三者”，我曾称之为“爱国的三个层次”，即：大敌当前，除极少数民族败类外，包括地主阶级在内的各阶级阶层，不管是从爱清王朝出发，还是从爱家乡、爱中华民族之国出发，都是要求抵御外侮的。林则徐将之概述为“民心可用”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这只是爱国的初级层次。进一步各派在如何才能达到御侮胜敌的目的上有着分歧。保守不变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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