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振兴中华”“自强救亡”，就必须发展经济实业，建立雄厚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而空喊口号，那就只能是纸上谈兵，空言无补。在近代历次西方列强的侵华战争中，中国之所以屡屡失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贫穷落后，缺乏雄厚的物质基础。因此，中国欲求富强，就必须振兴实业发展经济。所以，当资产阶级革命派走上革命道路以后，就把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作为其革命的历史使命，奋斗的宏伟目标，在四处奔走，组织发动革命的同时，也积极宣传革命以后的经济实业建设，不断向人们展示未来国家富强、繁荣兴盛的美好前景，指出将来革命成功以后，必将革除清朝的一切弊政，“并施教育，修道路，设警察、卫生之制，兴起农工商实业之利源”。[4](P.297)“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5](P.63)
虽然孙中山和广大革命派志士们把他们未来的经济建设冠之以“民生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称谓，但实际上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后，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部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就说：“夫吾人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6](P.338-339)接着，他在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的一次欢迎会上也说：“中国乃极贫之国，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仆把三民主义以民生主义为归宿，即是注重实业。”后来他还说：“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7](P.802)孙中山之所以把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称为“民生主义”，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发展以后，资本高度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上，垄断广大民众的生计，致使社会贫富差距太大，“富者富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8](P.228)，造成社会动荡不安，产生新的社会危机。而其发展资本主义的宏伟目标则是始终如一的。1911年11月下旬，当孙中山得知武昌起义以后独立各省代表在上海集会，准备筹建中央政府，统一指挥全国的革命运动时，立即从法国巴黎致电民国军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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