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推翻了清潮，结束了统治中国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为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一定的障碍。虽然清初也采取了一些恢复社会经济的政策措施，而且也出现过“康、乾盛世”，那也只是当时的社会经济取得了一定的恢复，很难说资本主义萌芽获得了多大的发展。尤其是长期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限制对外通商，只能加强其自然经济的经济结构，很难推动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到了近代，虽然在西方列强的炮舰威逼下，被迫开放了一些通商口岸，可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仍然深闭固拒，把西方的科学技术视为”“奇技*巧”，把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说成是“以夷变夏”，在新的世界局势面前，“抱定一个汉人强满人亡的宗旨，死死不肯变法”，严厉地镇压了戊戌维新运动，“把那些维新志士杀的杀，逐的逐，只要保全他满人的势力”。[16](P.113)辛亥革命推翻了反动腐朽的清政府，虽然没有引起农村的大变动，农村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依然存在，但在一定程度上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障碍，也使农村的封建地主土地制度失去了封建上层建筑的保护。

　　辛亥革命最后被袁世凯攫取了胜利成果，建立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但是当时革命党人在南方仍然拥有相当的势力，有七八个省的地盘，十几万军队。全国的革命形势仍十分高涨，人们的革命情绪十分高昂。面对全国如此日益高涨的革命新形势，袁世凯也不敢冒然建立清一色的北洋军阀官僚统治，而是吸收了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作为点缀。当时袁世凯为了控制政权，巩固自己的*统治，对于权力要害部门如内政、陆军、海军、财政、外交等部从不放手，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上，而对于农林、工商、司法、教育等非权力要害部门则留给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以民国初年这四部一直由宋教仁、蔡元培、王宠惠、张謇、梁启超、刘揆一、范源廉等人担任。而这些部门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最密切的关系，其工作也正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的长外，他们便利用自己直接主管这些部门工作的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努力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法制法规。如蔡元培、范源廉任教育总长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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