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从对外反应与近代化的角度阐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人们常把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于近代化的认识过程区分为三个层次或三个阶段，即器物、制度、心性。这作为总体的大略勾画未尝不可，但如考察个别人物的思想与实践，则很难作如此简单明快的分割。即以魏源首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而言，他所说的“技”并非仅限于器物，他也没有把“长技”狭隘地理解为单纯的技术或技巧。章开沅还指出，有些论者把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都列为追求制度变革的层次，这种说法有所依据但也不尽准确。诚然，戊戌维新要变的法确实是各种制度，包括与此相适应的一系列政策法令。然而，维新派同样重视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并且理解物质、制度、心性之间的联系。这说明物质、制度、心性三种文明层次的勾画，在不同历史阶段虽然各有所侧重，但由于三者之间固有的密切联系，因此必然有互相交叉、重合、渗透之处。这说明社会变革或近代化乃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注：章开沅：《愤悱·讲画·变力——对外反应与中国近代化》，《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
孙占元认为近代化包括近代观念的转换、近代企业的创办和近代民主制度的吸纳三个方面的对近代文明的追求和实践活动。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脉络是沿着这三个层面向纵深延伸的。近代观念的转换主要指从传统闭关锁国心态向近代开放意识的递转，从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排斥到主动加以吸收的心路变化。林则徐、魏源率先突破了闭关社会心态的制约，以开新为特点的中国近代化思路由此发端。洋务运动的特点是观念的转换与近代企业的创办融为一体，在中国近代化的起步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近代化经过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不仅使近代观念转换、近代企业创办都有了长足的进展，而且对近代民主制度的探索和汲纳使近代化的层次大为提高。（注：孙占元：《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脉络纵论》，《江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从观念变迁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近代化，愈益受到史学界的重视。李长莉通过对晚清社会风习与近代观念的演生的考察，在这个方面作了尝试。她指出，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中，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在西方近代文明的直接冲击下，与西方近代文明相汇合，并在本民族文化精神的支配下，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走上了独具特色的近代化发展道路。在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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