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指出，中国近代史上的现代化，从类型上说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它明显不同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不是本社会内部现代性不断成熟和积累的结果，而是对外部现代性挑战的一种自觉的回应。这样，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能否启动现代化，就直接取决于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是外部挑战的情形，包括挑战的强度、挑战发生的时间、挑战发生时两种文明的差距；二是对挑战作出回应的条件状况，包括是否能认识到挑战的真正含义，是否具有用启动本国现代化来作出回应的自觉意识，以及是否具备这样做的现实能力。（注：孙立平：《中国近代史上现代化努力失败原因的动态分析》，《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3期。）

由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一书认为，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中国是从19世纪开始进入由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过程的。西方世界的霸权威胁与文明示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启动要素。然而也应看到，现代化的变迁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冲击—反应”过程。对于中国来说，它既是古老的历史在新世纪的骤然断裂，又是这一历史在以往的传统中静悄悄的绵延。只是到了19、20世纪，当西方的示范展示另一种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时，中国才对自身历史的内部挑战产生了一种多少是变化了的回应方式。这样，中国历史的内部要素与西方文明的示范效应叠加在一起共同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反应类型与历史走向。

有的学者把中国现代化的类型称作“防御型现代化”。罗荣渠指出，从世界范围看，作为现代化第二次大浪潮时期遭受西方扩张侵略的东方国家的强烈反应，中国的“自强新政”走的正是“外生型”现代化的一种特殊的防御性现代化道路。（注：罗荣渠：《论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闾小波认为，防御型现代化是落后国家在现代化的进提中因面临先进国家的挑战，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被迫加强自身防御而发动的现代化运动。这种防御型现代化从现代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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