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龙威则认为,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史充分证明,有两条互相对立的“近代化”道路:一条是爱国主义者走过的道路,先是资本主义化,最后转向社会主义;另一条是投降主义者走过的道路,表面是资本主义化,实质是半殖民地殖民地化,要区分这两种近代化。(注:祁龙威:《试论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化》,《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
吴承明指出,在近代中国,不清除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和封建主义的束缚,要实现工业化只能是个幻想。但不是说,就应当否定当时人们的任何工业化的努力。因为,如果没有一定的新式产业,没有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就不会有成功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当然,没有一个立足于本国大地、适应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是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的。(注:吴承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文史哲》1991年第6期。)
刘大年认为,民族独立与近代化是两件事,不能互相代替,民族独立不能代替近代化,近代化也不能代替民族独立。它们紧密地连在一起,不是各自孤立的。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百折不挠地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但是,民族独立与近代化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它们各有各的特定内容,民族独立是要改变国家民族被压迫的地位,推倒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近代化则是要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地位,要发展以近代工业生产力为主干的社会生产力,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生产力的问题。两个问题的内容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就不一样。人们无法同时并举来实现两个任务,或者毕其功于一役。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走革命的路,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取得民族独立,为中国实现近代化打开新的天地。(注:刘大年:《当前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1997年1月11日《人民日报》。)
龚书铎指出,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实现近代化,走向繁荣富强,不能脱离近代中国的社会实际,必须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密切联系起来,与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实际密切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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