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随着传教士的来华,西方的科学技术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形成了西学东渐。《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中收录的大量文件,反映了清代西学东渐的特色。
康熙是清初统治集团中的杰出代表,自幼聪慧,爱好读书,博学多才。即位之后,汤若望、杨光先的历法之争,使他受到极大的刺激。他事后回忆道:“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人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56] 他认识到西方科学的先进之处,以九五之尊,在日理万机之暇,亲自向传教士学习,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他一生以极大的热情研习过西方科学。《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的档案资料,记载了他活到老、学到老的感人情景。[57] 他持之以恒,勤学多思,涉猎的范围十分广泛,有天文学、数学、化学、物理学、医学、地理学、测量学、逻辑学、音乐等等,并已接触到当时欧洲一些著名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他的研习是有成效的,在宫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中的两篇亲笔朱谕,使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老年康熙研习西学的情景。1712年夏天,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为康熙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阿尔热巴法》(代数新法)。这是第一次在中国介绍符号代数。康熙和几个皇子进行了研习,并亲笔写下了这样的朱谕:“谕王道化:朕自起身以来,每日同阿哥等察阿尔巴拉新法,最难明白。他说比旧法易,看来比旧法愈难,错处亦甚多,鹘突处也不少。前者朕偶尔传于在京西洋人开数表之根,写的极明白。尔将此上谕抄出,并此书发到京里去,着西洋人共同细察,将不通的文章一概删去。”[58] 康熙还在另一道亲笔朱谕中写道:“杜德美曾进过算日出入昏刻不同之表,朕比(彼)时且叫他那(拿)回去,今有用处,杜德美将进过的表察明着速报上带来。” [59] 由此可见,康熙反复研究过传教士杜德美进呈的历法算表。
康熙不仅自己刻苦研习西方科学,还组织传教士和中国学者采用西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地测量,绘制了《皇舆全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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