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使康熙赢得了很高的赞誉。德国著名思想家莱布尼茨就曾盛赞康熙。1697年，在《中国近况》一书中，他满怀*地写道：“正是康熙帝的这一雄才大略才使得欧洲的技艺和科学更好地输入中国。仅此而言，我认为，康熙帝一个人比他所有的臣僚都更具远见卓识。我之所以视他为英明的伟人，因为他把欧洲的东西与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了。他自幼就受到中国各门学问的熏陶，知识水平超出常人。”“他从科隆耶稣会士汤若望的学生，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那里接触到了欧洲的科学。”“这样，他以其广博的知识和先见之明远远地超过所有汉人和满人，仿佛在埃及金字塔上又添加了一层欧洲的塔楼。”[60]

梁启超则对康熙作过这样的评价：“他是一位极聪明而精力强满的人，热心向慕文化，有多方面的兴味。他极信学科学，对于天文历算有很深的研究，能批评梅定九的算书。他把许多耶稣会的西洋人——南怀仁、安多、白进、徐日升、张诚等，放在南书房，叫他们轮日进讲——讲测量、数学、全体学、物理学等等。他得他们的帮助，制定康熙永年历，并著有《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等书，又造成极有名的观象台。他费三十年实测工夫，专用西洋人绘成一部《皇舆全览图》。这些都是在我们文化史上值得特笔大书的事实。”[61]

诚然，康熙大胆起用传教士，亲自研习西学，这是明末帝王所不具备的难能可贵的吸收外来文化的开明态度。中西文化交流也因此而进入了一新的阶段。可是，康熙在位期间，中西文化交流主要局限在宫廷，引进的西学也很有限，可以说是井水微澜。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康熙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首先，康熙研习西学，从主观上讲，主要不是为了改造中国，促进社会的发展，而是为了增强作为最高统治者“断人之是非”的能力，也就是说，是为了当科学问题的“最高法官”，进一步强化封建皇权。在这样的动机之下，康熙采取的行动，虽然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但是，这一切只是出于皇帝个人的爱好，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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