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康熙涉猎的西方科学范围虽然广泛，但用力最多，效果较好的还是天文、数学、地理。这三门学科都与国家事务有密切关系。因此，康熙对西学的研习和推广，从根本上说，是在东西方相遇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传统的*行为。正因为如此，康熙对西方的采矿、冶金、机械等技术是很少涉猎的。三藩之乱中，他虽然令传教士制造火炮，但战争结束后，武器的研制便开始滑坡。

其三，为了“断人之是非”，康熙认真研习西学，但是，他并不支持传教士向中国的广大学者介绍西方科学，也不积极鼓励中国学人参与中西文化交流。他的亲躬西学与“垄断西学”、压抑民智不无关联。

其四，“西学东源”说的倡导及其影响。“西学东源”说是清代流行的一种学说，认为西方的天文历算源自中国。这种学说虽非康熙首创，但康熙的倡导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诚然，康熙倡导“西学东源”说有他的良苦用心，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人们对西学的隔阂，推进西学的传播；又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中国学者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以重振中国传统科学的雄风。但是，“西学东源”说在方法上是牵强的，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其荒谬性显而易见。它包舍有明显的崇中抑西的思想倾向，助长了清人的自大心理和对传统科学的盲目推崇，使清人不能清醒地看到中国科学的现状和欧洲科学的进步，为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造成了思想障碍。

禁教之后，清廷的对外限制日趋严厉与完备，中西文化交流跌入低谷，西学东渐随之衰落。雍乾时期，清廷虽然保留了任用传教士的方针，将有技艺的传教士集中在京师，为清廷服务，但是，这些传教士除了为皇帝观测天文、绘制地图外，更多的是供皇帝个人取乐，为皇帝的某种兴趣和爱好贡献技艺。西方传教士及其西方的科学技术，只是清宫中的御用工具和“技巧”玩艺。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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