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然是指南，不仅有助于我们改进研究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改革旧的史观，以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清前史。理论要上去，研究才能深入。对于一个史实清楚而又简单的问题，往往看法不同，乃至尖锐对立，实际反映了我们的理论素养的差别。如清入关前的社会性质，人物评价等，没有理论的指导，就很难解释清楚，更不用说破了。尤其是新一代史学工作者，总的来看，理论素养不高，加强学习理论，实在是刻不容缓。
第二，基础研究，有待继续加强。上面提到的若干问题，仍然是清前史的研究基础。以往，我们只解决了部分问题，还有许多问题正在争论，而未知的问题尚未触及。我们应循着已走过的路，继续探索，必有发现。
第三，开拓新领域，研究新课题。清前史尚有空白领域，诸多薄弱环节，未被重视。清前史文化即是其一。近年来，我们已做过满族文化的少量研究，但并不等于清前史的文化，两者有联系也有区别；过去１０余年，我们重视对其社会性质的研究，却忽略对后金时期的经济状况的研究，显然是个偏差。女真史的研究，我们只研究了建州女真，对于海西和“野人”女真研究甚少。再追溯到元明之际东北女真人的状况，几乎无人问津。因为女真人演变为满族，不搞清女真的社会，就无法阐述满族的形成史。清入关前的民族关系，相互融事，以及它的民族政策和策略，与明的政策进行比较研究，我们的研究并不深入。清前史的宗教、艺术、风俗等，也甚少研究。类似的问题不少，需要我们开辟新领域，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提高研究的质量。
第四，古籍发掘、整理与实地调查。此项对今后清前史研究关系极大。在新时期，已整理出现的这方面典籍不下百种。但这些远远不能适应研究的需要。除了继续发掘文献资料，搞史迹调查，不失为一途径。清前时期距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地面上留下大量遗迹，还有世族家传的口碑及文字资料（如家谱）仍然不少，散布民间，通过调查，不难获得，以弥补资料的不足。《抚顺地区清前遗迹考察纪实》（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为我们提供了经验借鉴，证明此一途径可行。日本满族研究会一行数人花费近１０年的时间，对东北的“满洲实迹”做了普查，有关清前史遗迹尽在掌握之中。日本学者能做到的，我们当然应该做到，而且做得更好。因此，我们要改变以往的工作方式和习惯，既重视古籍的整理，挖掘新史料，也重视实地调查，会有助于我们做开拓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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