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七年（1901）外务部成立，是驻外使臣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外务部奏定《变通出使章程》，其中规定，“嗣后简派各国二等公使定为二品实官，届时由臣部将历充外国参赞随员多年及通晓外国语言文字之合格人员开单请简。三年一任，任满回国后，候旨简用。如办理交涉得力，不妨接充联任，恳恩晋秩增俸，俾终身于外交一途，以尽其才。至给假休息，参随以下本有定章，嗣后出使大臣办理交涉得力者，三年任满，亦准给假回国，假满回任，俾得久於其职，驾轻就熟。”（注：外务部：《遵旨议复变通出使章程折》（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初二日），《奏定出使章程》，出版者、出版时间不详，第26页。）由此，驻外使臣的选用权集中到外务部，作为一种制度，完全确立起来了。章程中，明确要求驻外使臣职业化，“俾终身于外交一途”。这样，晚清驻外使臣从其隶属、官职到升迁之途，均开始与国际职业外交官制度接轨。外务部成立以后，清政府主要从外务部和使馆人员中选拔使臣。早年的同文馆学生和留学生，纷纷从使馆随员之职上被选拔出任使臣。即使被称为以荣禄的私僚关系而出使的蔡钧，（注：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第202册，第480页。）早期也有使馆随员的经历。从外务部出使的有雷补同等人。种种事例表明，职业化要求，已成为清政府使臣选拔的首要条件。

然而，这一时期*派系对使臣的影响还依稀可见，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形。其一，随着清政府实行新政，洋务成为时尚，旗人开始大量出任使臣。其二，荣禄、张之洞、袁世凯等政坛新兴势力对使臣产生新的影响。与荣禄有信函来往，并不仅仅是公函关系的，可举许珏、梁诚、蔡钧、荫昌、吴德章、杨兆鋆、孙宝琦、伍廷芳、吕海寰等9人。（注：杜春和、耿来金、张秀清编《荣禄存札》，齐鲁书社1986年版。）受张之洞推荐出使的有胡惟德等人。袁世凯非常关心使事，曾奏请改订《出使章程》，以“慎重使才”，被清政府采纳。（注：外务部：《谨将臣部及出使人员章程遵旨变通折》（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奏定出使章程》，第16页。）他曾与前驻外使臣吕海寰政见相左，最后以吕海寰的退官作结。（注：李石孙：《吕海寰的一生》，《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第124—125页。）其三，是李鸿章和曾纪泽家族成员的出任驻外使臣，这应是早期李鸿章淮系集团影响的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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