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小结 

综观晚清*派系与驻外使臣的关系，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可谓持久且深入。其影响所及，既非限于遣使之初，也不仅限于个别使臣，而是波及众多使臣，贯穿晚精使臣发展历程中的大部分时期。在影响严重的早期，几乎看不到使臣作为一个独立的、有力的外交群体的存在。这种情形至外务部成立之后，才有所改观。典型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出使各国大臣联名会奏，请宣布立宪，被报刊转载，（注：出使各国大臣：《会奏请宣布立宪折》（光绪三十一年），《东方杂志》第3卷，第7期，第157—161页。）使臣作为一个群体日益受到瞩目。使臣较多参与或主持签约谈判这样典型的外交活动，也主要在这一时期。但这时离清政府覆亡已经不远了，而期间*派系的影响还时有发现。

*派系对使臣这种特殊的影响力，有其深刻的制度背景。驻外使臣制度初创之时，清政府考虑到“使馆视行省有别，似可勿拘成例”（注：外务部：《谨将臣部及出使人员章程遵旨变通折》（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奏定出使章程》，第20页。），使臣的选拔制度，一开始就有别于科举制度下选用一般官员的成例。其依据主要是王大臣的保荐。光绪元年总理衙门奏定，出使大臣由“在京王大臣等，如真知有熟悉洋务，洞澈边防，兼胜出使之任者，具疏保荐。”（注：《情会典事例》，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25页。）此后30余年间，总理衙门察核情形，曾颁布过数10种章程，从使臣的品衔、任期及升迁、行文制度，到俸薪盘费，不时修正，但是关于使臣选拔由王大臣保荐这一制度性规定，长期不曾变动，直到外务部成立，新的职业化任用制度出台。这种特殊的任用制度，为各大*派系持续产生影响，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加上使臣长期不隶属于专职的外交机构，官职非实缺，回国后无升迁的专途，种种不完备的制度因素使其受到强势的*派系的左右，在在难免。

在近代亚洲各国中，日本向国外派驻长驻使节的历史时期与中国非常接近。日本于明治三年（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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