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政府中也长期存在萨摩派和长州派两大*派系的分野。明治十四年（1881）政变时，萨派首脑大隈重信虽曾一度被放逐，明治十八年（1885）内阁政体确立后，又很快进入了萨派和长派轮流组阁，重新分掌政权的时期。20世纪初，继藩阀*后上台的政党势力，桂太郎和西圆寺公望轮流组阁，一方是萨派的承续，另一方则是长派的后任，政局与前期大同小异，萨摩派与长州派之分，如晚清的清流与浊流之分（注：陈寅恪认为清代自同光朝以至清朝灭亡，一直存在清流浊流之分（陈寅恪：《寒柳堂集》，“陈寅恪文集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70页）。），贯穿明治历史时期的始终。由于日本驻外公使在制度上具有稳定性及其相对独立性，他们往往置身于*派系复杂的影响之外，驻外公使因不同*派系及其复杂关系而受到冲击的案例要少得多。明治十四年（1881）政变，萨、长两派对决大隈重信被放逐时，萨派人物、驻外公使之一的矢野文雄也被放逐，但当时矢野还没有出任公使。*派系之间的斗争也几乎没有对驻外公使的归途产生重大影响，尤其在内阁制度成立后。大隈重信出任第一届伊藤内阁的外务大臣，与大隈志趣相投，日本公使的先驱人物森有礼在长派伊藤博文内阁，及继后的萨派黑田清隆内阁连任文相，直到明治十二年（1889）被暗杀。

事实上，明治时期出任过驻外公使的，相当一部分人成为影响近代日本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他们中有20人或为内阁总理，或曾出任外务相，或担任过其他各部相。（注：据《日本外交史辞典》附录《主要在外公馆长一览》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驻外的公馆长共162人。其中110人《日本外交辞典》和《国史大辞典》中有生平记载。本文考察的对象限于上述有生平记载者。）这是晚清驻外使臣所无法企及的。（注：关于晚清驻外使臣回国后的状况，可参见林琼《甲午战前清政府驻外使节回国后的命运与结局》（《上海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同是近代外交体制的滋生体，两者在本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地位及影响如此天壤之别，这不能不说与其不同的外交制度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后来的学者在总结日本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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