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九月初四），清政府外务部电告西宁办事大臣和库伦办事大臣：“无论达赖行抵何处，务即迎护内地，妥为款留，勿任北去”（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第1032卷，第2号。）。不久，库伦办事大臣德麟即奏报达赖出走缘由以及行将到达库伦的消息。11月1日（九月二十四日），光绪皇帝谕军机大臣等：“著德麟迅即派员迎护到库，优加安抚，以示朝廷德意”（注：《清德宗实录》卷535，第8页。）。两天后，又降旨西宁办事大臣延祉，迎护达赖喇嘛，并带去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赏赐的诸多礼品（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又见《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80-81页。）。
达赖到库伦后，一直注意着西藏形势的发展。虽然他曾幻想求助于俄国，以俄国的军援和外交支持与英国抗衡，但是日俄战争的失败，使俄国已无更多的实力顾及西藏，尤其在抗英战争中，俄国没有给达赖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援助。权衡利害，达赖不敢也不能贸然去俄寻求保护，他仍依靠和求助于清朝政府解决西藏问题，并希望能直接而不是通过驻藏大臣向皇帝禀报西藏遭受的灾难，取得中央政府的理解和支持。他说：“前在藏时，远隔君门万里，偶欲有所陈奏，或为驻藏大臣阻遏，不得经达”（注：博迪苏：《朔漠纪程》，转引自吴丰培著《清季达赖喇嘛出亡事迹考》一文（载《中德学志》第5卷第1期，1942年，第322页）。）。所以到库伦后，他很快通过延祉向皇帝呈递奏折，并派遣哲蚌寺巴登活佛和库伦索本、库伦洛桑旦增等人随延祉赴京直接呈报西藏情况，反映出他急于想和清廷取得联系的心情（注：据《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年谱》载，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