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时期的两江总督高晋，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迁两江总督。在署理两江总督期间，对于地方察吏事务敷衍塞责，没有实力整顿，尤其是对于道、府一级官员的治政实绩，更是“未经稍加甄别”，造成了江省官员对其政令不甚畏惧，对政务因循推诿，最终使得两江“吏治废弛”⁵⁴。高晋此时虽然没有具体的违制、违纪行为，却也因察吏不严而受到降调处分。再清代乾隆时期的大臣富勒浑，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任陕西巡抚时，对其下属西安县知县景士秀，贪用谷价，滥挪库银，并将应该贮藏的仓谷擅自发放中饱私囊的行为未予揭发。在当时，官员的这种侵亏行为不同于一般的贪贿行为，因此失察景士秀的腐败行为的各级上司都难逃其咎，要接受不同程度的处分，富勒浑身为上司之一，对景士秀的亏空不能早行查出，更被交部严加议处，予以降调⁵⁵。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吏部发文告知直隶总督刘峨，其下属延庆州知州纪闻歌，“亏缺存仓黑豆一千七十五石，合银五百三十余两”，是刘峨身为总督，不予严察，且“有意狥纵”⁵⁶。因此部议将刘峨降二级调用，终因乾隆顾念人才缺乏免其革任。清代通过对在职官员为政行为的严察严办，强化了官员在察吏方面的职责，维护了吏治的清明，这是处分要达到的预期效果。  

2．处分处理地方关系不力之官员 

在封建社会，官民关系的缓和与否，矛盾的解决与否，直接关系到封建统治的稳固。官员作为处理地方关系的“亲民”之官，其责任至关重要。处分这类失职官员，对其行为予以约束，迫使其尽职尽责，可以稳定社会秩序，达到由治官到治民，维护清统治地位的目的。 

如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湖北荆门州人孙大有，倚恃稍会拳勇。又自称本姓朱为前明后裔，自称将来必成大事，鼓动族人加入。不久孙大有称大明天子起事。部分百姓害怕牵累，将此事泄漏出去，官府知晓。孙大有被拿获。这起事件，在农村引发了骚乱，给百姓带来伤害，部分人因之丧命，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因此乾隆将从孙大有准备起事到其正式起事期间，疏于防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