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其最主要的功用，无过于解决语言隔阂，即充当翻译。这就要求启心郎首先要通满汉两种文字，甚至还要兼通蒙古文。清皇族出身的昭槤在其所撰《啸亭杂录》中写到：“国初，满大臣不解汉语，故每部置启心郎一员，以通晓国语之汉员为之，职正三品。”[15]昭槤关于启心郎皆为汉员的说法，不甚确切。汉员之外，满族士人亦多有任此职者。譬如，曾担任康熙辅弼四大臣之首的索尼就曾充该职。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皇太极命索尼为吏部启心郎。索尼，满洲正黄旗人，姓赫舍里氏，“通国书及蒙古、汉人文字”。天聪五年“七月，擢吏部启心郎。”[16]前已述及，各部首批启心郎中，满员六人。而汉员仅二人而已。满人可作启心郎殆无疑义，但条件是通蒙古、汉人文字者。
随着形势的发展，后来任启心郎者以汉族（后被编入汉军旗籍，成为旗人）士人居多。譬如：
“申朝纪，汉军镶蓝旗人，初籍辽东。天聪八年，授刑部启心郎。”[17]
“苏弘祖，汉军正红旗人，初籍辽阳。崇德三年，以举人授户部启心郎，赐朝衣一袭，免丁四。”[18]
“吴景道，汉军正黄旗人，初籍辽东广宁卫。天聪间，授吏部启心郎。”[19]
加之前以提及的罗绣锦、马鸣佩等，可见汉官是启心郎之主体。但由于当时所实行的八旗制度，此辈被编入汉军八旗，朝野亦以准满人视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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