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清史稿·职官志》，满汉启心郎品秩不一，满高而汉低。顺治三年（1646年），定京官仪从，满启心郎，郎中，旗四，后从四人；汉启心郎，员外郎，旗二，后从二人。[20]后更定启心郎品级，满汉一体。视为理事官即郎中，秩五品。顺治九年，改视侍郎（秩正三品）。[21]。其原因主要是作为皇帝与各部沟通之桥梁，同时又有规劝贝勒、矫正缺失的责任，品秩太低则人轻言微，难以履行职任。 

天聪年间（1627—1636年），诸事草创，职事分工尚不明显。诸多汉员，如范文程、宁完我、沈文奎、李栖风、张文衡、丁文盛、马柱国、马鸣佩、高士俊、雷兴、鲍承先、宋延庆、罗绣锦等人，多任职于文馆，即使担任启心郎者，亦仍直文馆。如前所提及的“（马）鸣佩，天聪三年，授工部启心郎，仍直文馆”便是。[22]在皇太极心目中，启心郎与文馆诸臣亦地位相类，作用相当。如天聪六年，皇太极曾“询文馆诸臣，考各部启心郎优绌，以为黜降。”[23]所以，文馆与启心郎属于同一系列，二者共同构成了后金和清前期之文官集团。 

其具体作为，首先是司文字之责。如顺治元年，“十月乙卯朔，上即位。以王（指多尔衮，笔者注）功高，命礼部尚书郎球，侍郎蓝拜，启心郎渥赫，建碑纪绩，加赐册宝。”[24] 

启心郎亦有从军作战者。如崇德六年“敌奔塔山，遂进兵松山城外。十二月，（洪）承畴以兵六千进至，……既出，复进击，（穆护萨）与温察、启心郎迈图皆殁” [25] 

另外，由于启心郎兼通数种语言文字且得到信任等因素，此辈还经常被委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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