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的主要地盘在北洋,因此格外强调海防的重要性。左宗棠湘系的势力由东南已移到西北,所以强调西北边疆的重要,坚决反对“渐弃新疆”,主张收复新疆是当务之急。由于远离东南沿海,左宗棠还坚决反对丁日昌提出的建立北、东、南三洋海军的建议,认为沿海一水可通,只要各处驻有轮船,自可连成一气,所以海军应集中领导统一指挥。
经过反复斟酌,清廷决定采取海防、塞防并重的方针,一方面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速筹进兵,节节扫荡”;另一方面任命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虽然清廷的倾向性明显是海防重于塞防,但既然确立了“海防、塞防”并重的方针就不能过分偏重海防,结果不仅实现了规复新疆的计划,而且海军建设开始得到高度重视。所谓筹备海防,主要就是建立近代海军,由于财力确实困难,清政府不能不放弃同时创建三支海军的想法,决定“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划三”,因此李鸿章及其北洋海军一直处于举足轻重的优先地位。这次战略大讨论,对中国近代海军建设和发展确实具有重要意义。讨论甫一结束,李鸿章就开始了北洋水师的创建,这是中国海军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这次“海防”、“塞防”大讨论说明,许多问题看似局部,其实事关全局。如此次开始仅讨论东部的“海防”问题,看似与西部的“塞防”无关,但实际关系到东、西部的资源配置,如果偏重“海防”,必定忽视“塞防”利益。总理衙门本来是因为左宗棠熟悉洋务和中外交涉问题而请他参加讨论,但实际上他却代表、反映了不同地区的利益诉求,起了某种利益平衡作用。试想,如果讨论“海防”问题只许滨江沿海官员讨论,而不让地处西北的左宗棠参加,很可能就会作出置“塞防”于不顾的“专重海防”这种片面、只顾某一方面利益的决定。或者反过来,如果讨论西北“塞防”问题时不让李鸿章等代表东部“海防”利益的官员参加,很可能就会作出置“海防”于不顾的“专重塞防”的决定。因而,重大问题往往事关全局性问题,所以应当全局讨论。
(资料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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