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同治三年间，就有恽世临、毛鸿宾等人提出“募勇防边”的建议[1](P9504)。同治四年（1865年），时任广东巡抚的郭嵩焘上奏：“方今内患未平，外患犹伏”，而“兵之实难返”因此不必再补兵额，而是“以勇补兵”，并提出：“除陕甘、云贵、福建不计外，其江浙各省均宜酌留兵勇，多者万余人，少或三四千人。”[2](P160)

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也就是在剿捻军事行动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安徽巡抚英翰上折建议：

查淮皖豫各军，精锐可靠。臣愚以为可就此数军内选择大枝劲旅一万八千人，仍分为六军，每军计三千人，立一统带。而以两军并为一路，每路择一大将领之。其驻扎处所，东路宜在通州宝抵一带，西路宜在涿州良乡一带，南路宜在固定新城一带，皆距畿辅甚近。平居则住营训练，一有调遣，朝发夕至，呼应既灵，事权亦一。所需军饷，由何省调取之军，仍由何省供应，不必另拨饷项。[3]（卷377）

英翰奏折提出后，朝廷令都兴阿、左宗棠、李鸿章、官文、崇厚等“久历戎行、目ｄǔ睹畿辅情形”的大臣会商良策，并命“东豫两省应如何酌留兵勇镇抚地方之处，著丁宝桢、李鹤年一并妥筹奏明办理。”七月初九、十一、十四日先后接到直隶总督官文、盛京将军都兴阿、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覆奏，基本同意留勇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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