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为地方弹压需要而募勇。如四川，除有楚、黔、川勇外，在同治六年至光绪元年吴裳任总督期间，还招募团勇一千名，以三百人为一营，分中左右三营，其余一百人作为亲兵小队。光绪六年夏间，天全州属穆坪地方发生“汉夷土匪滋事”，即调派团勇中营三百人前往驻扎弹压[12](P323)。在山西，为加强黄河河防，巡抚李宗羲于同治八年奏请募晋勇四千名，编立八营[13]（卷5）。

二为缉捕盗贼和缉私而募勇。如湖北，在李瀚章任湖广总督时，曾募鼎字一营驻扎麻城、罗田一带，专事“堵缉北私”；光绪十七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后，又添募一营，并分派驻防襄樊凤字马队前后两营，共马勇五百名于楚豫边界堵缉潞私[14]（卷31）。

勇营本属地方武装，具有因事而募，事毕即裁的特点。勇营留防以后，虽然始终保留着这支队伍，但人数也极不固定。自太平天国兴起以后，清廷虽不得不在军事上主要依靠勇营，但并不愿意用勇营取代绿营，所以军事逐渐平定以后，清廷在整顿绿营的同时，多次下令各省裁撤勇营。同治十三年(1871)谕旨就规定除少数特别之重要行省外，各省勇营数目每省酌留三四千人，最多不得超过八千人[15]（卷329）。光绪三年(1877)又颁布上谕，指出各省留防勇营尚多，难保无缺额糜饷情事，要求各省督抚力除浮冒[12](P363)，次年又明确要求各省裁汰勇营额十分之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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