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32）。实际各省“均以办防为词藉口不便，甚或托言盗风甚炽，伏莽堪虞”为由要求少裁或不裁，“即偶有一二省核减，而此减彼增”[16](P30)。所以光绪六年又有一道上谕：“除直隶、陕甘等省须办边防，云南、广西营勇无多，均无庸议减外，其余各省将军督抚，务将该省勇营详细斟酌，大加裁减。”[12](P861)并要求各省将裁减情况如实具奏。根据各省先后奏报，估计光绪初年间有防勇二十四万左右。
自勇营留防以后，功能发生很大变化，除承担地方弹压、河防、江防、缉私等任务以外，更多的是承担了海防和边防的重大职责。如同治十三年六月，日本侵扰台湾，清廷今淮军筹派援军，李鸿章即饬唐定奎统带步队十三营由徐州拔赴瓜州，雇备轮船航海赴台；并调援陕武毅铭军马步二十二营赴山东济宁及江南徐州一带驻扎，“以备南北海防策应”[12](P222)。
光绪六年，接连发生因伊犁问题的中俄交涉和因琉球问题的中日交涉，清廷再三谕令东三省各将军及沿海督抚认真筹办防务；并调曾国荃督办山海关防务，调郭宝昌皖军、刘维桢、刘连捷楚军北上；还令鲍超在湘省招募十五营，在鄂招募八营，共计一万三千余人北上直隶，协助淮军防务[12](P963)。
总之，勇营驻防以后，在相当程度上已取代绿营并承担了国防征战的职责。在绿营已不能胜任，勇营地位越来越重要的情况下，清廷在对外战争中不得不重用勇营，从而使中法与中日战争成为勇营发展的两个高峰时期。
在中法战争时期，湘军、淮军均有较大幅度的发展。湘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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