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八月，都堂乌尔古岱额驸接受汉族官员馈赠的黄金，随即将此事请示可能正在“按月分直”的皇太极。后者指示他“不如暂留此金，以待事发。”此事只是皇太极和三小贝勒岳托、济尔哈朗、德格类知悉，他们不仅对三大贝勒封锁消息，亦未禀报努尔哈赤。[41]这一事件反映，代善丧失嗣位后，皇太极在后金最高统治层内部的势力逐步增长，并已争取到三大贝勒的子弟，即代善之子岳托、阿敏之弟济尔哈朗、莽古尔泰之弟德格类的支持，彼此关系极为密切。皇太极的这种做法表明，他的揽权已达到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程度，他与三大贝勒之间的矛盾，因此进一步加深。八王共治制部分实施后，皇太极仍如此行事，自然引起努尔哈赤的高度警觉。

乌尔古岱事件发生后，努尔哈赤严厉指责皇太极：“尔若贤良，则凡事秉公从宽处之，兄弟之间皆平等以待，相互敬爱。尔……超越他人而行，置众兄于不顾，尔欲为汗乎？聚朝而散时，尔送众兄，则众兄之子必报尔，送尔至家，此方合礼仪耳。尔不送众兄，而众兄之弟送尔，尔何故默然受之？尔之贤明何在？”“四贝勒乃余爱妻所生之唯一后嗣，故不胜爱悯。尔之贤哲何在？何其愚也？”于是为此“悲之。”。[42]  努尔哈赤认为，皇太极为谋求汗位，拉拢诸小贝勒。对兄长傲慢无礼，并非象人们所赞誉的那样“贤明”、“贤哲”，因此还够不上是位“有德者”。他的斥责中，除去失望与忧虑，还有恨铁不成钢的关爱之情。这对皇太极既是一个打击，也促使他重新考虑在争夺汗位中的策略。

天命八年（公元16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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