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日，努尔哈赤与诸贝勒谈话中指出：“尔等皆有过失。……（按，是何原因促使努尔哈赤这样说，《满文老档》未载）”翌日，代善、莽古尔泰与皇太极分别上书父汗，对各自所犯过失表示悔恨。皇太极的奏书中写道：“我之过，乃在于我获罪于父，若引退而居，则恐斥之尔何故竟然退之。……”。努尔哈赤览毕3人所奏后说：“倘尔等皆能修心为政谋之终生，则乃父之所悦也。东珠涂之其光仍发，善人获罪其心可得。知过必改，岂能谓之不善。”[43]此言对皇太极更具有针对性，说明在努尔哈赤看来，只要改过，即可将“力强”[44] 与“有德”相统一而兼备之。
此后，皇太极吸取教训， 遵循八王共治制的有关原则，改变骄横作风，处事较为谨慎，成功地改塑了自己的形象，从而博得汗父的认同，并多少安抚了三大贝勒。这显示出皇太极具有很强的随机应变能力与超出众贝勒的权术，他在争夺汗位的斗争中，也因此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显而易见，如果皇太极不再出现重大过失，那么，努尔哈赤身后八和硕贝勒推选嗣汗之际，他将成为众望所归者。
依据八王共治制，努尔哈赤应将有关汗位继承人的决策权移交给八王（八和硕贝勒），但实际上他于这一后金政权命脉所系之事，仍异常关注，对汗位继承人的选择意向，依然起有决定性作用。从努尔哈赤去世时“为国事、子孙，早有明训，临终遂不言及”[45] 来看，他已默认汗位将由皇太极继承这一必然结局。如果皇太极不中其意，努尔哈赤当会采取有效措施，以排除其继承汗位的可能性。但他没有这样做，也就说明皇太极继承汗位比较符合其心愿，他对皇太极在天命八年（公元1623年）以后的表现，是基本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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