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没有将他们的矛盾争斗看作完全被动的东西，而是反过来又揭示出它们对近代社会和晚清政局的影响。作者指出：辛酉政变及其后奕䜣与慈禧的联合，不仅使他们获得最高统治权，而且使晚清政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们所采取的重用汉臣、“守势外交”政策，使清王朝渡过了内政外交的双重危机，并揭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此后，慈禧为了专权，纵容顽固派与奕䜣作对，又不断打击他，使洋务运动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从奕䜣方面说，他与慈禧明争暗斗，对其专权和纵欲也有所抵制，起到了稳定清王朝政局的作用；光绪甲申朝局之变后，由于失去奕䜣的牵制，清王朝的内政外交更加腐败，国是日非。通过上述与近代社会、*变迁相联系的考察，又使读者清楚地看到，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争斗，即使主要是权力之争，也会对历史有重要的影响。
三
《政争记》的一个特点是不囿于成说，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勇于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同时积极汲取近几年史学界研究的新成果，并根据自己的研究进一步修订补充。
如作者分析了“辛酉政变”和“借师助剿”问题，认为辛酉政变主要是奕䜣和慈禧两人策划发动的，英国所起的作用极为有限；“借师助剿”是奕䜣“趋利避害”外交原则的典型，它以不根本危及清王朝的统治为前提，一旦达到目的便不再施行。因此，作者认为在辛酉政变期间及政变后的初期，清政府与列强虽有勾结，但没有建立起“联合统治”。史学界曾经流行的“联合统治”的看法把帝国主义对当时中国政局的影响夸大了，同时也把清政府简单化了。作者的这种分析是符合当时中外关系实际的。
又如作者经过严密的论证，认为近代外交政策的奠基人是奕䜣，而不是曾国藩和李鸿章，这种外交具有从传统封闭式转向近代开放式的积极一面；认为肃顺并非如通常所言一向对外主战；不同意“慈禧在同治死后秘不发丧，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强立载湉为帝”的陈说。又如清流党问题。研究者多谓其反对洋务。作者在剖析他们的主张和特点后指出，清流党并不简单地反对洋务本身，有些人还提倡洋务，他们所抨击的只是所谓洋务之弊，即主要是抨击李鸿章等只讲功利不论气节、有违名教的做法。又如慈安与慈禧的关系问题。作者以材料说明，慈安在*和权术能力方面确较慈禧为差，但也并非如有些学者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毫无权力欲望、甘愿做慈禧陪衬的人。作者认为，她作为正宫太后，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本身就有足以压制慈禧的*资本和力量，况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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