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䜣照例得赴滦哭临，亦例不得不准”的意见，认为奕䜣到热河是“不待西后召之”的；此外对诸如慈禧的家世和入宫情形以及同治帝的死因等，作者也都有严谨的分析和说明。最能反映这一特点的，是关于慈安暴亡原因的分析。作者广泛搜集了有关慈安去世的各种记载，以及慈禧毒死慈安的种种传说，然后详细辨析了其中难以服人和确属可疑之处，最后得出：“慈安暴卒之谜因限于资料，我们目前还难以揭开，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慈安之死，为慈禧专权清除了障碍”的结论，可谓实事求是，毫无妄断之嫌。正因为作者广征博引而又立论严谨，所以本书时有新意，却又不给人以突兀和故作新奇之感。
《政争记》一方面以史料扎实、立论严谨见长，另一方面又在学术著作的可读性方面，作出了令人振奋的尝试。在近几年出版的史学研究专著中，本书的可读性是比较突出的。除了文字干净流畅、生动、表现力强，在反映主题的范围内适当地介绍了一些晚清宫廷知识和官制内容等之外《政争记》，还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作者在材料的组织上精心结构，比较娴熟地使用了一些文学写作技巧，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注重章节的过渡：该书在每章每节乃至每个问题之前，都有一段承上启下的文字提醒读者留心主题的进程，轻松自然而又饶有兴趣地进入新的章节和问题之中。二是全书议论风生，善于辨析。其平易而精当的议论，既体现了该书的学术价值，也增加了可读性。
五
《政争记》的内容还有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比如对奕䜣集团的认识，书中虽较清楚地论述了这个洋务权力集团的兴起和影响，但对其消亡，则缺乏集中的论析。这种集中分析对说明奕䜣在晚清*史上的地位变化，以及他与慈禧的矛盾争斗关系都很重要，似不可少。又如，该书认为与奕䜣集团相对有一个所谓“慈禧集团”。慈禧是一个主要关心权力的最高统治者，她在晚清基本上超脱于洋务和顽固等派别之上，以最高决策者的身份驾驭各个派别。戊戌时期出现的所谓“后党”，是针对“帝党”而言，并不以奕䜣为对头。因此，所谓“慈禧集团”的提法是不准确的。另外，《政争记》对慈禧的政见似嫌研究不够。相对于奕䜣和慈禧本人对权术的精通而言，她似乎缺乏明确的政见，与奕䜣的政争也主要是权力争斗，真正的政见之争甚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慈禧没有值得重视的独立的政见。事实上，由于经历和地位的不同，慈禧对列强、洋务事业和满汉问题等的认识和态度，都有着自己的特点。在晚清，顽固保守势力始终以慈禧为靠山，这与他们政见基本相通是有关系的。《政争记》一书对奕䜣的政见论述较多，而常常把慈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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