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鱼雷艇上诸位指挥官的拙劣表现，使北洋鱼雷艇队的全军覆灭成为必然。在北洋舰队中，一半以上的中高级军官毕业于水师学堂或者留学海外，专业技术造诣很深。蔡廷干“在美国学校中，学习成绩是最好的。在新不列颠高中，曾多次受到嘉奖” ^{[3](第八册.p254)}。他和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方伯谦等主力舰管带，均出自欧美名校，成为近代中国海军的一代精英。而奇怪的是，主力舰管带中除方伯谦、吴敬荣等少数几人外，都是“苟丧舰，将自裁”的勇将，而鱼雷艇队的将官，几乎全都是贪生怕死之徒。在作战中，曾经接受过多年近代军事教育的这些鱼雷艇指挥官，并非战术素养不高，实际技能不强，但在实战中他们的才能始终没有发挥出来。造成他们作战不利且贪生怕死的主要原因，除了上文提到的训练会操中弄虚作假，应付检查之外，还应该考虑到三个因素：其一，北洋舰队的军纪管理在操作上漏洞突出，人治大于法制，制度本身并没有得到尊重。尽管《北洋海军章程》条例细致，奖罚分明，但自从“督操綦严”的英籍总教习琅威理因“升旗事件”去职后，丁汝昌“本陆将，且淮人，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琅威理去，自左右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2](p63)。丁汝昌甚至带头在刘公岛起盖铺屋，租给下级军官居住，只有少数管带“以舰为家”。丁汝昌和多数将官的所作所为，已经严重违反了《北洋海军章程》中“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的明文规定，但没人过问。更有甚者，“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于香港、上海”^[2](p63)，亦无人斥责。上行下效，鱼雷艇的管带们自然不可能抵挡住这股享乐之风的影响，这种不良的军纪状况也是导致他们作战技术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⑥] 其二，北洋海军的鱼雷教育存在弊端。苏小东认为，“纵观北洋海军鱼雷专业培训的过程，不难发现一个重要的特点，即李鸿章等官员所关注的始终是对技术的追求。似乎在他们看来，只要学生掌握了鱼雷技艺，自然也就具备了担任鱼类军官的全部条件。名曰军事教育，却既没有强身健体的军人体魄训练，亦无关于坚毅、勇敢、尚武的军人素质培养，更遑论爱国、敬业、献身的军人使命教育”^[17](p272)。早期教育的偏差，使北洋鱼雷艇队的管带一开始就没有保卫国家领海主权的任何使命感，于是很难产生杀敌报国的热情和动力。各个只求自保。在黄海海战中，北洋鱼雷艇队共有4艘鱼雷艇参与战前的护航，但战役中只有“福龙”和“左一”参加了战斗。而且当“平远”、“广丙”受伤败退后，它们也跟着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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