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海军最高指挥系统落后的指导思想和流于形式的日常操练，也是北洋鱼雷艇队在战争中表现不佳的重要原因。在光绪十二年北洋舰队第一次会操时，奕譞已经从感性上意识到鱼雷艇的威力及其在实战中能够起到的“奇兵”作用，刘坤一也想尽办法为南洋水师和江防部队添置鱼雷艇以守内口。然而，李鸿章“紧跟”80年代英美强国的海军建设思路，把“铁舰巨炮”的建设放在第一位，“定远”、“镇远”和其它几艘重型巡洋舰构成了北洋舰队的主力。“铁舰巨炮”固然在当时的海战中起着关键作用，但李鸿章似乎又把这看得太重，而没有把鱼雷艇在整个舰队中的地位摆正。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北洋舰队的主要指挥员都把舰炮作为克敌制胜的唯一法宝，而忽视了鱼雷的作用。参加黄海海战的北洋主力舰共12艘（不含“镇中”、“镇南”两艘炮艇），有8艘装备了鱼雷发射管，其中“广丙”号还是鱼雷巡洋舰。而在整场海战中，北洋舰队的主力舰中，只有“经远舰（按：经考证，应为来远舰）向（日舰）比睿舰发射了两颗鱼雷（按：经过考证，应为一颗，距离400米）……两颗鱼雷皆距舰尾七米沉入海底”^{[3](第八册.p80)}。据被日军俘虏的“福龙”号鱼雷艇管带蔡廷干供认，在威海卫战役中，鱼雷艇队的主要任务一直是防御，丁汝昌一直没有下令鱼雷艇队出击。^{[3](第八册.p242——243)} 于是，北洋鱼雷艇队在全舰队的整体作战行动中就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它的作战能力始终没有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即使是在北洋鱼雷艇队少有的一次主动出击行动（即在黄海海战中攻击“西京丸”舰）中，鱼雷艇的表现也不尽人意。先前被认为“均能中靶” ^{[6](卷七十八.李鸿章奏巡阅海军竣事折.光绪十七年五月初五日)}的训练成果，在战场上却走了样，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在会操中，北洋舰队的表演程式化，甚至弄虚作假，搞花架子。舰炮和鱼雷打靶，“唯船动而靶不动”^{[9](下册.p398)}，“且预量码数，设置浮标，（舰船）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 ^{[9](下册.p407)}。“福龙”艇放三雷而不中，虽然也可看作偶然事件，与19世纪末不成熟的鱼雷技术和鱼雷质量也许有关，但谁能否认这与北洋舰队的真实训练水平毫无关系呢？况且，作为一名鱼雷艇指挥官，蔡廷干应该懂得“鱼雷发射以后要一度较深地下沉，至若干距离以后才浮出，触及敌舰而*” ^{[3](第八册.p87)}的道理。而他由于贪功心切，竟无视基本军事常识，在距“西京丸”仅40码之近距离处命令“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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