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敌鱼雷艇十余艘，突然由西口驶出，伊东司令长官料想敌舰队要逃出港口外，即停止炮击，防备其处，但终无其事。敌鱼雷艇沿陆岸向西方逃走，第一游击队立即予以追击，敌大部鱼雷艇退避陆岸，触礁搁浅。”^[7](p860)

——“十三日晨，敌全力攻扑东港口。炮声一响，我小雷艇十只即由西港口驶遁，地分队追击，被其获去九只，击沉一只，利器资敌，其害与南岸炮台被夺同。自雷艇逃后，水陆军心始散乱。”^{[13](海军志.p105)}

——“正月十三日早上，鱼雷艇管带王平带着福龙、左一等十几条鱼雷艇，从北口私自逃跑，多半被日本军舰打沉。福龙船长穆晋书（按：此处记忆有误，福龙管带应为蔡廷干，穆晋书是济远舰的鱼雷大副，是跟王平一起策划逃跑的），是个怕死鬼，一出港就投降了日本人。还有一条鱼雷艇，在威海西面的小石岛搁浅，艇上官兵逃上岸，被日本人全部捉住，押到西涝台村杀了。只有王平坐的左一，速度快，侥幸逃到了烟台。”^[12](p224)

尽管上述记载在细节上有所出入，但就1895年2月7日鱼雷艇队集体出逃的事件而言，它们的口径无疑是一致的。这次集体出逃事件究竟是王平等人的密谋还是丁汝昌的命令呢？《中国近代海军史》认为，“丁汝昌为回击日舰的偷袭，命左一雷艇管带王平率北洋鱼雷艇队出口袭击敌舰”^[14](p243)。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前文已述，鱼雷艇在海战中主要扮演突击和袭击敌舰的辅助性角色，因而鱼雷艇队出击，需要大型舰艇的有力支援。在北洋鱼雷艇队集体出逃的前一天晚上（即1895年2月6日夜），“定远”等北洋主力舰只遭日本鱼雷艇袭击而受重创，全舰队几乎丧失了反击的能力，何以掩护鱼雷艇出口袭击敌舰呢？事实上，丁汝昌曾经下达过让各舰冒死突围的命令。但是，这个命令的下达是有背景的。据记载，“逃艇捏报登莱青道刘含芳，云威海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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