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汉族地主阶级人士组织的以恢复明朝统治为目标的地下活动，一种持续的、广泛的、有组织的民族抵抗运动，一股具有相当规模的*运动潜流。它是清朝统治不断扩展，并推行圈地、缉逃、剃发、屠城等民族奴役、民族压迫措施的结果。复明运动参加者都对清朝统治怀着深刻仇恨。魏耕作诗影射说：“朔风横地起，猛兽山中行。”[22]阎尔梅也作诗攻击说：“猰貐躏中夏”。[23]所以复明运动无疑是清初社会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它与李自成、张献忠及其余部的抗清战争，南北各地其他农民军的抗清斗争，南方许多城市人民的武装反抗，郑成功等的海上起义，历次南明政权对清朝的抗争等共同构成清初民族抵抗运动的整体，它是其中的一部分，是斗争采取地下活动方式进行的那一部分。
贺王盛的经历，提供了一个研究“复明”意义的典型。他作为明臣，投降李自成起义军，又参加复明运动并因而壮烈牺牲。在李之椿案中，杨昌祚有类似的经历。杨昌祚，字幼麟，宁国府宣城县（今属安徽）人，崇祯七年（1634）探花，由翰林院编修官至左中允。李自成起义军克京师，他先削发僧装，后又到大顺吏政府报名。他虽被李自成视为明朝“削发奸臣”而未录用，但明显变节，所以被弘光政权列入“降贼诸臣”第四等定“杖”罪。[24]后来他积极参加复明运动，在李之椿案中遇害。与他们的情况相同的，还有张家玉、傅鼎铨等人。[25]贺王盛、杨昌祚、张家玉、傅鼎铨等，面对李自成推翻明朝统治、崇祯帝陈尸长安门外的形势，不仅毫不顾惜，反而北面事仇。可见他们并不是一般地倡言纲常的士大夫、死心塌地忠于一家一姓的官僚、眷恋明朝统治的地主缙绅。但是，在清朝的残酷统治下，他们却为复明而奋斗牺牲，在复明运动中表现得那样勇敢、坚定、慷慨、壮烈，忠于明朝，与在李自成起义军占领北京时的表现截然不同。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面对两次关键性的斗争在性质上发生了大变化，斗争性质决定他们所采取的态度。在本民族内部，在大顺农民军与明朝的斗争中，忠于明朝就是忠于朱姓地主的统治。当斗争性质变化，发展为民族斗争的时候，一些并不那样忠于朱姓地主统治的人忠于明朝，从事复明运动，反映出他们高度重视民族斗争的利益。复明的侧重点就不是单纯恢复朱姓地主的统治。而首先在于反对圈地、缉逃、剃发、屠城等民族奴役和民族压迫措施，恢复汉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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