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清军处在全面出击状态。顺治二年夏，贝勒博洛从多铎处分军一半，抚定苏、常后，疾趋浙江杭州，对南明作战。三年(1646年)二月，博洛受命为征南大将军，征浙江、福建。英亲王阿济格追逐南逃的李自成军，也取得湖广、江西一些地区。自成死后，二年十一月，清廷改派贝勒勒克德浑为平南大将军攻取湖广。同月，清廷以驻防西安的内大臣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加兵四川，对张献忠进行威胁，又“下诏招抚”，要他“审识天时，率众来归”，“倘迟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⁹。但何洛会被陕西境内起义军牵制而无法脱身进川，已暴露出清军扩大征进与兵力不足的矛盾，不得不更加注意适当收编，各个击破的方针。三年正月，肃亲王豪格受命为靖远大将军征张献忠大西政权。张献忠大西军困于四川明军的攻扰，准备撤出四川，北返陕西。十一月二十七日，他们在西充与豪格前部遭遇，张献忠中箭牺牲。大西军与大顺军一样，在清军攻击下丧失领袖，这件事不仅对农民军，而且对全国形势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重大的影响。

    农民军与南明士绅的阶级矛盾，造成了汉族力量的严重分裂和削弱。清朝很聪明地加以利用，及时进军，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取得很大地盘。但是，这种迅速推进引起两个结果：一面是扩展征进并推行民族奴役措施，进一步激化民族矛盾，一面是农民军与南明士绅面临共同的威胁，以及推翻明朝统治的两位农民军主要领袖相继去世，使农民军与南明士绅之间的关系得到缓冲。于是，农民军与南明士绅间做了适应性调整，在新的基础上进行联合角逐。顺治二年闰六月，南明官僚继续维护明朝正统，南安伯郑芝龙、礼部尚书黄道周等在福建拥立隆武政权，兵部尚书协理戎政张国维、举人张煌言等在浙江拥立鲁王监国政权。两个南明政权分别得到一部分坚决抵抗派官僚的支持。大顺农民军第二代领袖将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开始转变战略，实行联明抗清。他们在湖广分别与隆武政权的湖北巡抚堵胤锡、督师何腾蛟接触，接受隆武政权的封赐和节制。鲁王监国政权在钱塘江抗清之役中战败，一溃而不可收拾，于是流亡海上和福建。隆武政。权五路北伐收复南京的战略计划，也因与鲁王监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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