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达先生以“章憎命”为笔名发表的这部著作,是一部嘉惠后学的上乘之作。
关于石濂大汕,文达先生指出:
大汕,普济禅院之开山祖也……
大汕,想是一个具有聪明才干的明末志士,不过隐迹佛门,观其既不落发,亦不剃头,不侍虏廷,亦不拘泥佛诫,诗文不避绮语,且曾游历海外,操习贸易经营。当时广东常有粮荒之虞,汕尝运安南谷米以救粤之不足。……
但其常与海外遗民义士交好,满清朝廷实深忌之,奈无证据,致终以别罪诬陷之耳。因汕交结名流士绅太广,若以谋抗清廷论罪,则株连必众。而当时之名流,亦有故意诋毁大汕,以求洗脱被累者。当地官吏亦以回护当时之一班名流士绅,不敢深究,故大汕当年之反清复明事迹,早被一辈名流仕宦毁灭尽净,已无可稽考也(注:王文达:《澳门掌故》,澳门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第63页。)。王文达先生的上述意见,其实是对广东地区继康熙十年(1671)爆发的方以智“粤案”之后,康熙四十一年(1702)石濂大汕笞刑并遣返嘉兴一案的一种解释。
这样,对于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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