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产生比较早，他在1864年，即来香港后第二年在给李鸿章的信中，首倡治中御外之策。御外之道有二：一曰握利权，二曰树国威。在树国威方面宜办四事，一曰练兵、二曰精铸枪炮、三曰建筑炮台、四曰用轮船与开设船厂。凡此四事，均与巩固海防有关。他特别提到在“沿江滨海一带，当于要害设立炮台，一准以西人新法，所以扼险制变”。又谓：“开设船厂，雇匠构造，巡缉洋海，备御盗贼”。（注：王韬：《代上苏抚李宫保书》，《弢园尺牍》，第85页。）同年，他又向李鸿章、丁日昌进呈他与黄胜合著的《火器略说》，在书中除了介绍西方各国先进的枪炮制造技术和使用方法外，还特别提到训练能使用这些火器的将士与兵弁，说：“奏功者，器也，用器者，人也。使其善用其器不致于败者，是在良将哉。”（注：王韬：《火器略说·前序》（收入中国兵书编委会编《中国兵书集成》第48册，*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他又建议要仿制西洋船炮，为此，他还对各国所制炮轮进行比较，以资仿制时参考。他说：“以此观之，胜负之数，了可观矣。船同以炮多者胜，炮同以获中者胜，炮巨而少与炮小而多，则巨者胜。巨炮一著，船必立沉，巨能击远，小则难及。船大而高，与船小而坚，则坚者胜。高易中炮，低能避弹，虽大，以当巨炮则立摧。惟坚即受小炮亦无害。新法之创，尽善无弊，故用小不如用大，中多不如中寡。”（注：王韬：《新法变通论》，《火器略说》，第41页。）
1864—1866年间，王韬仍有数次代人上书丁日昌及清廷地方官吏，提出御外之道，认为在海防建设和海军的操练上，要以攻势取代守势，改变了自魏源《海国图志》以来所主张的“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的“以守为战”的战略思想，他向丁日昌提出“以战止战”、“以兵弭兵”的主战观点（注：王韬：《代上丁雨生观察书》，《弢园尺牍》，第90页。），又提倡积极利用上海的优势，把它经管成为东南的商业重镇，利用其南北人才荟萃和华洋杂处之利，善用洋人助译西书以通夷情，悉夷事，尽得西学西艺之长，最后能做到“师夷长技以失其恃，明其所学以通其意”，说此为“御外不易之要法”（注：王韬：《代上丁观察书》，《弢园尺牍》，第92页。）。1870年，王韬上书丁日昌，进一步发挥其治中御外的思想。他向丁日昌说明内之理财足食，外之讲武强兵的道理；在讲武强兵方面，除了主张“一切战攻守御之法，枪炮舟车之制，悉心讲划，驾乎西人之上”（注：王韬：《上丁中丞书》，《弢园尺牍》，第106页。）外， 还特别强调要注意水师操练之法，才能与列强在海上周旋。他说：“水师则重在制造驾驶，了望攻击，而其收功专在于炮。自有外洋轮舶激电追风，而觉一切之船可废，沿海疆臣所讲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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