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总督府在1904年和1908年先后进行两次调查,允许补行登记。根据调查结果,鸦片瘾者“逐渐减少”:1900年,吸食特许者165752人,占总人口6.1%;1904年,吸食特许者137952人,占总人口4.7%;1908年,吸食特许者120875人,占总人口4%。如此看来, 渐禁政策确是取得了成效,但这种调查仅是一种表面文章,是留给台湾人看的,是说给国际社会听的;其真意,乃是“为网罗更多的鸦片瘾者”。因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国内军费开支庞大,停止了对台湾的财政补助,台湾总督府只有另辟蹊径。由于当时存在大量的密吸、密造、密贩现象,台湾总督府千方百计地予以取缔,并放宽“渐禁”的条件,这样一来,“鸦片行政事实已有显著进步,而十月底为止,已罗致114400人鸦片吸食特许人,已将达初推测目标130000人。此自应归功于施行上得其宜所致”。(注: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根据台湾总督府公文档案编译《日据初期之鸦片政策》第二册,页177。)
自1908年调查之后,日本人宣称瘾者已大大减少,渐禁政策已取得极大成功,便在国际间大造舆论。1909年2月1日,由中、美、英、日等十余个国家参加的禁止*毒品会议——万国禁烟会,在上海黄浦江畔的汇中饭店举行。日本派使馆参事官恒泽宫冈专员和卫生试验所长田原、台湾总督府技师高木博士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日本总领事署设立临时办事处。(注:上海市档案馆等编《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和万国禁烟会》,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页65。)会议期间,英、美等国代表就日本在台湾的鸦片政策问题向日本代表提出质问,日代表振振有辞地向大会提交了有关台湾在渐禁政策下吸食鸦片人数“逐渐减少”的报告,并以此夸耀其在台的所谓鸦片政绩。不但各国代表被他们的言论所蒙蔽,就是中国代表唐国安在提出提案时所发表的演说中也称:“日本是我们最近的近邻,与我们唇齿相依,他们已经成功地击退了几乎使人们陷于灭顶之灾的浪潮,他们甚至在鸦片烟恶习根深蒂固的台湾成功地对鸦片贩运进行了管制”。后来,日本人声称至1924年,台湾未满30岁的吸食者已无一人。对此,南京国民政府大加赞赏,“更研究台湾有关鸦片制度,民国20年,派遣代表到台湾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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