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之后，由于受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影响，台湾经济不景气，财政岁入减少，台湾总督府不得不采取措施，以解决财政困难。1930年1月总督府施行新的鸦片令， 规定凡中毒较轻者都要送往医院矫正治疗；毒瘾较深者，经验明烟瘾较重或体弱不易戒除，亦重新给予吸食的特许。新鸦片令不但不再处罚秘密吸食鸦片者，且加以重新的认可。本次修正的鸦片政策的中心思想是，改变过去刑事处罚为主的政策为行政处分为主，表示要加强对瘾者的矫正工作。当时在台湾颇有影响的民众党中，原有特许吸食鸦片者102名， 根据新鸦片令申请的特许吸食者又新增241中名。民众党宣称总督府此举“非但极端不人道，且实际上有悖于国际道义”。他们邀请国际联盟鸦片调查委员会来台调查，总督府相当尴尬，并为之恼羞成怒。国际联盟鸦片调查委员会委员在台调查期间，台湾民众领袖之一蒋渭水有机会陈述了自己的反对意见，这给一向标榜台湾鸦片制度是“国际鸦片政策的先锋”的殖民地当局以极大压力。为掩国际间耳目，台湾总督府不得不实施对鸦片瘾者的矫正工作。矫正工作从1930年1月15日开始，至1931年3月末为第一阶段，到1934年声称全部矫正完毕。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据中国东北。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为放开侵略步伐，退出国际联盟。就在1938年6 月于日内瓦召开的第23届鸦片毒品委员会上，因中国代表胡世泽列数日本违反国际法在中国制毒贩毒的事实，美、英、加拿大等国代表也对日本在华贩毒予以无情揭露和斥责，为摆脱国际舆论的压力和监督，日本代表终于撕掉面具，于1938年11月2日宣布自动退出该委员会。（注：李恩涵《日在华中的贩毒活动》，载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9期。）从此，在毒化的道路上，更加恣意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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