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由君民共掌，而日尔曼学者主张主权专属于君王”（注：《井上毅传》第1编，国学院大学图书馆1966年版，第223页。）的“主权归一论”中，在加藤弘之(1836-1916)的“强者的权利在文明社会中获得弱者的认可以后，便成为法制的权利”（注：〔日〕吉田旷二：《加藤弘之研究》，新生社1976年版，第91页。）的“强权即公理”论中，日本殖民扩张主义获得了指导理念。正是这种指导理念，使日本开始了“这些家伙不谈德国简直没法过的‘德国麻疹’时代”（注：〔日〕山室信一：《法制官僚的时代》，第31页。），使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开始了“期皇谟于远被”的实践。
胁迫中国满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侵占台湾，并在当地逐步确定的上述殖民统治方针，是对这种理念的实践，而在朝鲜和“满洲国”推行的殖民统治政策，则是对这种理念的进一步深化。
1910年8月22日，日本胁迫朝鲜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经过在台湾的所谓“摸索尝试阶段”并取得了经验后，日本一开始即明确朝鲜是殖民地，而不是“内地的延长”，明确显示了*“存异”的统治方针。1911年，日本殖民当局发布了“朝鲜教育令”，根据《教育敕语》的宗旨，强制灌输崇拜天皇的思想，并以“涂墨”的方式，将教科书中有关朝鲜皇室的内容，改为有关日本天皇的内容，强制推行“皇道主义”。在1919年因朝鲜废王李熙突然去世为导火索的三一独立运动后，日本虽然变“武断*”为“文化*”，但是其*“存异”、文化“求同”的殖民主义本质特征却并未改变。持地六三郎的“朝鲜议会设置论”被否定，就是*“存异”的例证。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朝鲜总督南次郎提出的臭名昭著的“内鲜一体”口号，则是文化“求同”的例证。值得关注的是，表面上，日本殖民主义者鼓吹“内鲜一体”是“显示本次圣战之目标——实现东亚民族之团结的实际的楷模”，但实际上，如它的始作俑者南次郎所表露的，是“使半岛人成为忠良的皇国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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