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五月因省亲返闽，旋“三藩”乱起，光地遂滞留福建。由于他积极配合入闽清军平定叛乱，被清廷先后提升为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十九年（1680年）二月，他离闽返京，“秋七月至京，额外补授内阁学士”。李光地虽在此前已晋升为内阁学士，但由于当时他还在福建，并未实授。而内阁学士的人数又有一定的限制，待他回京时，其名额已满。康熙帝特予眷顾，用增加名额的特殊办法实授李光地为内阁学士，故曰“额外补授”。可见李光地自谓“回京”“初补官”，是指康熙十九年七月返至京城、始实授内阁学士之职。施琅即在此时向李光地介绍其文韬武略，并请求荐举他为将率师平靖海氛的。
然而，施琅与李光地的交往是否始于是年呢？这未尝不是一个问题。《文贞公年谱》记载，李光地于康熙九年三月登进士后，四月“选翰林院庶吉士”，十一年九月“改授编修”，至十二年五月“以省亲乞假”。可见李光地赴闽探亲前已在京师任职三年有余。而施琅系于康熙七年（1668年）入京为内大臣〔2〕。他俩既是一起在京城供职的同僚，又系福建泉郡的同乡，在那三年余的期间里，会没有接触往来吗？经查阅有关史籍，可知其时担任京官的福建人不多，其中属泉州府籍者更是屈指可数。“亲不亲，家乡人”的观念在我国古已有之，例如，康熙时期朝中参预党争的大臣，同党者即多是同乡或同一地区的人〔3〕。可见籍贯在其时的人际关系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晋江人曾炳记载、康熙十六年“吾闽先生人士在都者，群诣”施琅家，向他请教“平海方略”〔4〕，就反映了这个情况。所以揆之情理，施琅与李光地的交往似应始于李光地担任翰林院庶吉士和编修之时。
不过，若谓那时施琅尚未要求光地举荐他为将帅，则似是可信的。根据有二：一是自康熙四年（1655年）施琅统师征台阻风而返后，清廷对台湾郑氏政权就已放弃武力进取，而专意于开展招抚了。康熙帝亲政后、这种情况并无改变。尤其是在李光地返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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