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他回顾历史，总结教训。指出荷兰人占领台湾时，“联络土番，招纳内地人民，成一海外之国，渐作边患”。以后郑成功收复台湾，以此作为抗清基地，“窥伺南北，侵犯江浙”，朝廷震撼。因此，守台湾便是“东南之保障，永绝边海之祸患”。
与此同时，他提出了守台的具体建议，分析了军费问题，认为不会增加清廷的财政负担。因为海氛既靖，内地溢设之官兵，尽可陆续汰减，以之分防台湾。台湾设总兵一员、水师副将一员、陆师参将二员，兵八千，足以固守，无添兵增饷之费。或者寓兵于民，亦能济用，可以减省，无庸尽资内地之转输。
最后，他强调指出：若台湾弃而不守，曾经侵占过台湾的荷兰人必将卷土重来。他们“无时不在涎贪，必将乘隙以图”。一旦得逞，“必合党伙窃窥边场，迫近门庭。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宴然无虞”。
因此，他大声疾呼：“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即为不毛之地，必藉内地挽远，亦断断乎其不可弃。”
这篇奏疏言辞恳切，入情入理，振聋发聩，受到了康熙的重视。二十三年（1684年）正月，康熙明确宣布：“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li][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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