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所提倡的传统礼俗多不相合，与人们历来尊崇的传统伦理多有违背，因而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在当时上海的报刊诗文中有大量关于这些新风的记述，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对此多有议论。特别是那些自幼熟读孔孟之书，历来以维护圣贤之道、礼义纲常为己任的文人学士，纷纷对这些新风尚予以批评谴责。他们批评的依据，即是沿袭千百年的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伦理，他们认为这些新风尚是对传统伦理的破坏。
对于人们争用洋货形成的洋货流行之风，论者依据向来提倡的节俭实用的传统伦理而提出批评。一方面指责人性的喜新厌故，指出洋货较土货价钱贵，又不耐用，“洋货之价较土货倍之，且数倍之。外观虽五色迷离，用之实易于窳败。”但人们还是“争相爱慕”，“争先购归”，这是由于人们“厌故喜新”，人心好异,爱好奇技*巧，追求新奇炫异，崇奢逞豪，违背质朴节俭实用的生活原则，因而是忘本。如有人所说：“在老成拘谨者，谓我堂堂中国，自有朴而耐久之物，足供人之取求，何必忘其本原，转以银钱易此瑰奇之货。”[3]另一方面批评洋货流行是使利源外流而有害于国的“漏卮”。如有人所说：西人制造洋货运来我国销售，“以其所有易我中国之所无，中国之人喜新厌故，无不趋之如骛，是不啻以中国之利源，悉听西人之取携，而我亦莫之抗也。”[11]在这些批评者看来，人们舍土货而用洋货，使财源外流,是中国之大患,对洋人有利，因而违背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
对于商人地位的上升，士人地位的下降，人们舆服僭越、尊卑失序和贵贱颠倒之风,舆论也批评这些人是“衣服僭妄、不安本分之人”。有的人是明知故犯，更可忧的是由于这种风气长期流行，致使人们对于以往所重的服制礼法已然忘记而毫不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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