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商后的上海，人们的经济、*、社会、文化等生活环境所发生的上述这些变化，与以往相比，具有明显的近代商业化、城市化、社会化趋向。人们在这样的新生活环境下，要维持生存，或生活得更好，就必须改变或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以求适应，因而出现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新生活方式。这些新生活方式一旦出现，并使人们从中得到益处，自然便吸引其他人争相仿效，以致流行成风，形成了新的社会风尚。这在人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各方面都有表现。 

例如，在物质生活方面，随着洋器洋货大量输入，人们生活的市场化，洋货进入人们的生活，各类制造精巧、五光十色的洋货如钟表、眼镜、玻璃器皿、洋布、洋油、洋皂、洋钉、火柴等，受到人们的青睐，人们或为了新奇，或为了炫耀，或为了方便利用，或作为馈赠礼品而购买使用，特别是一些物美价廉的生活日用洋货，更引起人们的争相购用，成为人们的日用品，人们也以购用洋货为时尚，形成了洋货流行之风。九十年代初有人回顾通商后洋货流行的情形道：“道光季年，中外通商而后，凡西人之以货物运至中国者，陆离光怪，几于莫可名言。华人争先购归，以供日用。初祗行于通商各口岸，久之而各省内地亦皆争相爱慕，无不以改用洋货为奢豪。”[3]长期在上海生活的文人买办郑观应，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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