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及社会控制结构发生了变化。由于西人势力的介入，成为中国官府之外的又一权势力量，对于社会生活有一定的制约性，使以往中国官府一统天下的控制力减弱。特别是华洋混居、由西人管理的租界地区，不再直接受中国官府控制，使以往传统伦理最有力的支撑势力——官府的权力控制和社会制度性控制力减弱，人们的自由空间扩大，并趋于形成市民生活的公共空间。 

最后，人们的文化交流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以往在聚族而居的村社生活环境下，人们的言论行动、行为规范及价值观念等要受到族长、乡绅等家族村社权威的控制，受到村社亲族群体的舆论监督。而在上海，这种文化控制机制也伴随着宗族村社结构的松弛而日渐丧失，以单身人口和小家庭为主的市民结构，市场化的生活方式，使人们之间的关系更为独立、平等、自由。同时，近代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也形成了不受官方和上层直接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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