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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形态与晚清公共领域研究的拓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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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51: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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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告白：“以监督政府、扶导民党为己任，明目张胆披露天下，神奸鬼丑难逃镜中”（注：《铁良与警钟报》，1904年11月24日《警钟日报》。）。《大公报》以“力祛政界之蠹害为第一要义”，“斥官吏贪残”，“考求利弊之所在”。1904年《印送〈警世钟〉缘起》中曾有评论：“欲人人有国民思想，舍教育不为功。顾教育之为效也，远之百年，近亦十年，患已切肤，其何能待？”“……救急之方，其必自多刻通俗之书始也。”晚清崛起的白话报刊不但在语言形式上抛弃了官方样式，而且在内容上常常是“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工作”，晚清创刊的“一百多份白话报中，倾向维新和革命立场的占了绝大部分，尤其具革命立场的占了大比例”。（注：《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160页。 ）即便是晚清新政的产儿——学堂生群体，它与职能性社团中的多数组织一样，也成为反清情绪扩散的重要渊薮。1908年初《中国日报》的评论极富证明力，“党势之潜伏于隐微，而或为秘密之运动，或为笔舌之招徕者，其势力较之刀锋炮子为尤烈”，“目下中国内地之青年学子，悬重金以购民族书报者实繁有徒，此等人之在清国境内，不啻劲敌之埋伏暗陬，有足制满人之死命者。无怪清政府之禁开会演说及禁民族书报，如临大敌，方之派兵剿乱为尤汲汲不遑也”。（注：1908年1月25日《中国日报》。 ）由此可以推论，从广义媒介形态入手来分析的清末公共领域中，文化系统与封建政权之间并非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二者之间冲突多于弥合，制衡多于依赖。后来辛亥时期“国体丕变”中的文字“鼓吹之功”，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全盘反思”、“打倒孔家店”等，均属公共舆论空间批判精神的一脉相传。
这里的疑点在于为何同处在公共领域之内，经济—社会系统（诸如商会之类）与封建国家政权基本上呈现良性互动关系，而文化系统则正好相反？有学者认为研究晚清时期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应关注两个方面，既要从国家的面向看，也要从社会的面向看，由此梳解两者之间互动关系的性质。（注：朱英：《关于晚清市民社会研究的思考》，《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的确， 这种分析方法能够合理地排比处理关键的材料，以解释上述疑点。与商会等组织相比，广义媒介所创构的文化系统，其孕育、发展过程中远没有得到政府支持和奖掖的荣耀。如果说封建政权也对文化系统产生过影响的话，那仅仅是清末新政所带来的相对宽松的客观环境及无可奈何的失控状态，在主观上封建国家并未让渡其最后的阵地。清末有限的公共舆论空间是媒介力量“趁清政府的社会控制相对松动之机，顽强地自我生长，争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注：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89页。）的结果。也可以说，在主 << 上一页 [31] [32] [3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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