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黑血革命”工具（注：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庸言》第1卷第1号，1912年12月1日。）， 孙中山曾对此加以评论：“此次民国成立，舆论之势力与军队之势力相辅相成，故曾不数月，遂竟全功”（注：孙中山：《致武汉报界联合会函》，《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6页。）。这种情况与近代崛起的商会、公所、市政管理阶层等社会和经济系统有着较大的差异，从理论上看，尽管近代资本力量和近代文化力量同属于颠覆封建政权的最终因素，但发生作用的方式和运作规律的差异，完全可能使得它们与晚清政权之间的互动关系呈现不同的性质。社会矛盾运动是复杂的，社会历史学说也就不能简单，揆诸晚清史实，近代媒介文化视野中的社会与国家关系很难断定为良性互动关系，从颠覆晚清政权这一角度来看，上述两个市民社会的分支系统恰好处于不同的地位。
多数学者注意到，近代长江中下游城市是公共空间发展比较成形的地区，无论是商会力量、市政管理阶层，还是近代文化系统，在这一地区都呈现迅猛发展的态势。就近代媒介的发展来说，湖北地区的情况更引人注目（注：以下报刊的创办数字参见刘望龄《湖北的舆论导向与武昌起义的成败》，中华书局编辑部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下册，中华书局1994年版。），该省自1866年始创报刊至1913年辛亥革命失败的48 年间， 共创办报刊144家，其中外国人办29家，官办23家，民办92家。在这期间，1866 —1902年是近代媒介的初创时期，总计创办15家，其中外人办11家，官办3家，民办仅1家，民办媒介只占0.7％；而1903—1913 年则是该地区近代媒介的全盛期，共创办129家，其中外人办18家，官办20家， 民办91家，民间媒介上升到78.3％，后期为前期的91倍。在这些媒介中，既有科普格致之类的报章杂志，也有改良风俗、变化民质的立宪型报刊，当然也有鼓吹种族革命的革命派媒介，诸类媒介在晚清民族危机与种族危机交加的背景下，迭相呼应，终于演成颠覆封建政权的文化力量，时人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无不认为：“辛亥革命是报馆鼓吹出来的。”（注：秋虫：《武汉新闻史》，第22页，转引自刘望龄前揭文。）实际上，媒介的批判倾向可以再向前追溯，早在戊戌期间守旧党与维新党阵线分明的对垒中，70种由中国人主办的报刊媒介“没有一家拥护前者的观点”，“几乎全部以中国的启蒙和改革为宗旨”。（注：徐雪筠等：《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海关十年报告译编：1882—193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95页。）“监督政府”、“向导国民”、“扶导民党”成为众多媒介的宗旨，《警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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