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有能力感知其中的信息含义，并能够作出自己反应的人们，这一群体大约是近代社会中的士、绅等受过较多教育的社会主体；“受众Ⅱ”则是一个庞大的无缘接触媒介或缺乏接受信息内容并作出反应能力的人们，这大约是指下等社会阶层或边远地区的人群。相比之下，后者的人口、地域和范围要远远大于前者，因而探讨晚清公共领域的发展规模时必须关注这一事实。我们在考察大众媒介结构形态时曾经注意到，它主要是以文字印刷形式传输辐射的，这种传播形态要求有相应的大量的文化受众，但是清末社会民众的低程度文化水平现状显然是不能够胜任的（注：美国著名的现代化理论专家吉尔伯特·罗兹曼认为，清代中国的识字率接近德川时期的日本，他引述饶懿伦的研究结论说：“18和19世纪的识字率也许‘比以前的推测要高。男女间识字率是不平衡的，大约有30％—45％的男性和只有2％—10％的女性具有某种程度的读写能力’”。 （见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页）《万国公报》曾撰文指出：“四万万人中，其能识字者， 殆不满五千万人也。此五千万人中，其能通文意、阅书报者，殆不满二千万人也。此二千万人中，其能解文法、执笔成文者，殆不满五百万人也。此五百万人中，其能读经史、略知中国古今之事故者，殆不满十万人也。”参见古黔孙鉴清《论中国积弱在于无国脑》， 《万国公报》第183册，1904年4月（光绪三十年三月）。）， 况且较低级的传播技术和信息网络，也日益显示出“舆论中介机构”的重要性。晚清渐次崛起的学堂生群体和各种职能性社团正处于大众媒介的边缘，称其为辅助媒介或边缘媒介实不为过。
本文关注晚清学堂生群体的视点有二：其一，学堂在1904—1909年间得到长足发展，学堂生的规模也就急剧膨胀，由1905年之前的258873人跃升至1909年的1638884人（不含军事、 教会学校的学堂生）（注：《学部之教育统计》，1911年2月28日《民立报》。）， 总计辛亥前后国内学生总数在300万人左右。 这一群体是构成近代市民社会的一个重要阶层，作为公共领域中能量较大的群类，他们对同处于该空间中的商人阶层、绅士群体等更具有牵引、制约的互动效应，由此规约着市民社会文化形态的发展走向，故此不应忽略对它的研究；其二，就本文关注的晚清媒介形态的视点而言，这一阶层又加强了大众传媒的辐射影响，作为辅助媒介它直接地扩展着公共舆论空间，承担起哈贝马斯关注的“沙龙、咖啡馆、俱乐部”等“对话场所”的角色。“废科举，兴学堂”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转折，晚清政权将其视为新政的重要举措，并寄予厚望，“广学育才，化民成俗，内定国势，外服强邻，转危为安，胥基于此”。（注：《光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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