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能性社团是时下史学界对晚清文化领域渐次创设的各种“学会”、“会”、“社”、“公会”、“学社”和“会馆”等知识启蒙、政教宣传、风俗改良和公共服务等方面职能组织的一种概括性称呼。职能性社团的产生似乎可以从晚清文化领域的觉醒、合群意识的增强等层面来理解，他们藉此扩展群体意识，强化界内活动能量，凸显挣脱封建皇权的公共意识，这从另外一个侧面显示出民间社会与晚清政权开始疏离的总体倾向，作为晚清公共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似乎更应该受到重视。作为清末公共领域中的启动因素，职能社团初始于戊戌时期的*性学会，此后逐渐扩展领域，越来越显示出社会化、职能化特征，在清廷厉行党禁的背景下，这些社团大多带有疏离、抗争和批判朝政的倾向，正如费正清所说的那样，他们“不一定都是政府的革命派劲敌，然而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与政府离心离德和对它抱有批判的意识”（注：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91 页。）。应该看到，晚清时代崛起的职能社团已经成为张扬趋新舆论、价值观念和科学生活方式的重要社会载体，它们急于以各种方式表达自我，牵引域外视听，改变旧时代沿袭下来的观念形态，这也正体现出媒介“告知、劝服和信息共享”的内在特征。近代中国城乡人口流动性较大，求学、仕进、经商、办学等活动更加剧了沿海、沿江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信息流动。各种职能社团即背靠城市，辐射四方，既介入公共事业的创办，又以倡导新观念、新生活为己任，许多社团兼办报刊或阅书看报机构，试图以各种方式变化民质，改良社会。在这一点上，晚清社团组织通常与大众媒介、学堂生群体相互交织、互为倚重，它们在公共舆论和价值观念的扩张方式上呈现出各具千秋，彼此补偿的态势。本文区分大众媒介与辅助媒介，仅仅是遵从传播学的理论要求，并且也考虑到清末公共领域生成过程中的诸多制约因素。媒介形态的剖析，笔者认为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参照角度和分析范式。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以此为视点，更客观全面地概括和修正关于公共领域与晚清政权的互动关系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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